大限之前，执业药师考试作弊泛滥。一场政府试图以规范从业资质而强化用药安全的监管政策，正遭遇着始料未及的挑战，而有关执业药师职能设定的争议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

2015年10月17日，全国执业药师考试武汉市文华学院考点，八个长沙考生在考试开始的铃声中离开座位，将藏在衣服、头发和耳朵中的作弊器材放在讲台上——他们事后称，为了维护考试正义，自愿从作弊者变为举报者。

但更真实的说法来自武汉关南派出所民警：八个考生早已预谋作弊，却在考场上发现作弊团伙提供的答案和考卷对不上——为了拿回1.2万的“包过费”，他们报警并找到媒体。

这场覆盖全国的执业药师考试中，仅在文华学院考点，类似的“罗生门”就有十几起。

作弊是铤而走险，因为已到“生死关头”。2012年《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到“十二五”末，所有零售药店法定代表人或主要管理者必须具备执业药师资格……逾期达不到要求的，取消售药资格。

2015年6月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新《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也规定，药品批发零售企业2015年底之前均须配备执业药师。

这意味着，悬在全国数十万家零售药店头上的剑，将在2015年12月31日落下，而10月的这场全国执业药师考试则成了他们大限之前的最后机会。

2015年，全国执业药师考试报名人数突破150万，较去年84万的报名人数激增近70万——而2013年该项考试的报名总人数才只有40万。

与报考人数同步增长的，是考生作弊数量。武汉长江职业技术学院抓获至少100名作弊考生；济南考区9个考点查处360余名作弊者、抓获6个助考团伙；郑州在8000多名考生中共查处作弊人员605名；四川省共发现1070人违纪——这是四川省执业资格考试历史上，发现违纪最多的一次。

一场政府试图以规范行业从业资质来强化用药安全的监管政策，正遭遇着始料未及的挑战，而关于“执业药师究竟何用”的争议也借此进入了公众视野。

作弊“产业链”

在考生管雪梅看来，在2015年的执业药师考场作弊，就像穿越层层戒备森严的火线。

答题间隙，她抬头看到教室外工作人员手拿着监控设备不断扫描作弊信号。而她等候在考场外的丈夫，正目睹巡考老师“围剿”一名拿着收发器躲在教学楼旁的男子。

即便如此严防死守，考场内作弊仍未禁绝。

“我右边那个被监考老师抓住了，左边那个不小心把作弊器掉到地上，但她踩着没被发现。”这是考试过后，山东泰安一考生在某医学教育论坛上的留言。

这些被称为“作弊器”的做成橡皮形状的接收器、能够藏入耳道内侧的收发器……它们都来自所谓“教育培训机构”。

两三年前，在国家尚未设定药店配备药师的期限时，执业药师考试的培训机构在兰州市基本看不到，但2014年开始，张丽（化名）工作的连锁药店中陆续有人上门推销培训速成班。

执业药师考试是药师行业唯一的准入考试，考生必须在连续两年内通过四门科目才算合格——此前，该考试的通过率从未超过20%。

大限日近，围绕执业药师考试，一条畸形的产业链就此形成，几乎涵盖从报考、考试到证件申请办理等每个环节。

执业药师考试的报名考试费由各省自主定价，多在45到60元人民币/门浮动，四门课算下来不超过300元。而这些培训机构的真正生意是所谓“保过班”，开价动辄上万。

张丽也咨询过“保过班”的费用：考试当年6-7月份交纳定金2000元，报名成功后，再交余下一万元作为作弊器和答案费。

不过，这万元价格并不包含“特殊服务”。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规定，报考专业范围是药学、中药学以及包括医学、生物、化学在内的“相关专业”。但张丽听说，只要有门路，任何专业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考试通过后，相关单位对毕业证的审查并不严格，“只要差不多的证几乎都能过”。

在一个名为“医疗卫生考试招聘2群”的QQ群中，南方周末记者询问“报考执业药师专业不匹配怎么办”后立刻收到回复：“这个简单，找我。”并附上一长串手机号。

手机号的主人自称为某“培训机构”的老师，解决专业不对口的方法就是“重新办学历证明”。将学历证明与“保过”班打包购买的报价，则提高到三万元人民币。

名义上的保过，实质就是作弊。考试开始后不到一小时，管雪梅所在考场就有人陆续交卷：“看起来是随便一答就交卷了。”而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专业出身的她，愣是答了两个小时。

表面上看，这类作弊的操作并不复杂。有媒体总结道：考生携带无线拍摄装备进入考场——拍摄试卷并传出——场外的枪手迅速做题——作弊团伙人员利用无线电台报送答案——考生用微型接收器收答案。

上述培训机构“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弊流程其实“非常复杂”并且“是一个系统操作”，因为两天考试中，考生会调换位置，每个教室监考老师也调换，而随着监考力度加大，“必须得有大公司才能搞定”。

张丽最终没有购买“保过”班。2014年她眼看参加了“保过”班的同事一次性通过四门考试，自己却连一门都没有通过。

2015年考试前夕，她下定决心向甘肃省人力资源考试中心举报，考试中心给出的回复是：“举报”后是否处理得有公安的配合，并且需要张丽自己提供一些证据。而公安给出的说法则是：是否作弊得由考试组织者认定，涉及刑事责任的再移交给公安办理。

违法成本相对较低，被认为是执业药师考试作弊泛滥的原因之一。《执业药师作弊处罚规定》对作弊人员的处罚是，两年内不得参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医师资格考试考生参与有组织作弊的，除当年考试成绩无效外，终身再不得报考医师资格。

生死“大限”

百万人争考执业药师，最终催生了部分人铤而走险，不惜作弊闯关。在十年前，这是难以想象的景象。

为了确保用药安全，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绸缪药店配备药师的制度。早在2002年8月，当时出台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就规定，经营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的药品零售企业，应当配备执业药师或者其他依法经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

2004年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也做出了几乎一样的规定。

上述这些规定中，执业药师之外，均给出了“其他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的通道，也就是获得医院药师职称。

医院药师职称由卫计委统辖，执业药师职称为食药监局统辖，但前者一度更具吸引力。医院的药剂师依靠其影响个人的薪资、升迁和业务评价。而药品零售企业也更倾向于借力医院药师的资质，北京某连锁药店药师王刚，就曾拜托“在医院的朋友”拿到了药师职称后，进入连锁药店工作。

但政策也在悄然变化。2009年4月，国务院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中，第一次明确指出，零售药店必须按相关规定配备执业药师为患者提供购药咨询和指导。

再到2012年3月，国家食药监总局发表“对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的解读”，更明确提出“零售药店执业药师的配备使用缺乏刚性规定”，并在规划中给出了“刚性规定”：在2015年前，所有零售药店必须配备执业药师。

这意味着“执业药师资质”成为零售药企的配套标准了，而那些只有“相关资质”，借力医院药师职称的企业们就“急了”“慌了”。

2014年底的数据显示，我国共有连锁与单体药店44万家。按照监管新规，仅连锁药店部分就至少需要有44万执业药师进入市场。而全国的注册执业药师只有23万余人。若要完成“十二五”规划设下的“刚性要求”，21万的缺口，必须在2015年内解决。

为了使考试与“缺口”所需执业药师更匹配，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大纲也进行了相应修改，更侧重于临床操作考察。在2015年执业药师的考卷上，管雪梅就看到一类新题型——出现药材图片让考生辨认并选择药材名——这是此前历年都未出现过的。

在她看来，这种考试方式更适应药品使用环节药师的职位定位，但也在客观上使今年的执业药师考试“太简单”。

药师配备的刚性规定，考试大纲的酌情修改，政府和行业都在为最后的生死大限冲刺。

为了达到要求，河北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生荣，不得不专门聘请老师到各个药店给售货员讲课，再自己出钱帮员工报考执业药师。

但药品零售行业从业者普遍缺乏医药专业知识的现状却难以一时改观，让他们在零基础前提下、短时间内通过执业药师考试还是太难了。

作弊闯关，便成了少部分人情急之下的侥幸选择。

“挂证”补缺

若单从数字上看，填补21万执业药师的空缺并不难。2015年报名总人数为150万人。即使按照2014年19%的通过率，也将有28.5万人通过考试。

令人担忧的是，即便数量上弥补了缺口，是否就能一定提升用药安全？

李得强是北京天衡大药房的执业药师，他的感受是大多数药店客人，并没有向药师交代病史的习惯。“推销”起药品来，他的能力远远比不上工作多年的售货员。

这是我国绝大多数药店的现状。张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兰州的药店，直到去年才拖拖拉拉地“配备”药师：“这其中道理非常简单，药师本身不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还是能够将药卖出去的售货员。老板自是明白利弊。”

1999年，人事部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下发修订版的暂行规定和考试实施办法，将执业药师定位为“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在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中执业的药学技术人员”。

“使用”意味着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但当时多指医院药剂科。而药店药师的药学服务，却一度被制度所忽略。

“我国药店从一开始就是商业行为，而不是服务行为。”国家食药监总局直属事业单位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专家顾问康震也说。2003年，连锁药店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在政府扶持下兴起，药店店主和售货员大多没有药学专业背景，很难通过执业药师考试。而对那些专业技能过硬的医院药剂科医生来说，他们更看重医院药师的职称，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对他们的唯一意义却是“挂证”。

哈尔滨医学院药剂科药师郭美华承认，每年的执业药师考试结束后，就是“相关人士”要医院“求证”的高峰期：“同事、朋友之间也会互相介绍合适的药店，八九百块钱一个月就能够成交。”

而在北京，挂证的价码可以达到一千元人民币以上。北京市复兴医院药剂科主任姜红透露，一般的做法是将执业药师资格证“挂”在与医院距离近的药店：“有检查了就赶紧打电话叫人。”

除了医院药剂科药师，临床医生也来“分一杯羹”。广州市某三甲医院临床科室医生张涛（化名）身边稍有时间的医生，都报考了执业药师：“就是为了挂证。”

执业药师考试、培训和“挂证”的价码，让拥有两百余家直营店的药企负责人郭生荣不堪重负：“出台这个政策，是为了对药店用药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负责，结果挂证根本不去上班，有什么用？”

“政府知道缺药师后，第一反应就是通过考试，从数量上弥补空缺。”康震说，但如果不从药师质量上下功夫，作弊现象会更严重，监管成本也会更大。

“药师何用”的困局

2015年，报考执业药师资格证陷入“疯狂”，而执业药师制度建立21年后，关于“药师究竟该怎么用于用药安全”的问题，仍然争议。

姜红说，在国内执业药师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只有让药师为患者服务，人们才能意识到药学人员也是有能力的。”

姜红是1977届药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她的同学在美国花五年时间获得执业药师执照后，拿到了比药店售货员高十倍的薪水。

“在美国医生多点执业，得赶场，对病人来说可靠的除了护士就只有药师了。”姜红认为，和国内药师相比，那些在国外锻炼过的药师有更多机会与病人接触，临床经验足了，自然在医生面前也“有了底气”。

而国内医院对药师的“歧视”体现在很多方面。张涛作为临床科室医生，他的印象是，“即便在医院，药师一般都待在药房，从不会出现在病房”。在日常工作中，他基本不和药师联系。

在北医三院药剂科主任翟所迪看来，药师要证明自己能力，首先得产生相应价值。

在一次赴美考察期间，翟所迪专门到某公立医院药剂科参观，那所医院的十个药师每年为医院创造300万的利润，每人拿着10万美金的年薪。

“为什么药师在美国收入比较高？那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价值。”翟所迪说，300万的收入，其实是药师为医院“省”的钱。在美国，医院的收入大多来自保险公司预付，医院追求花最少的钱将病人治好，省钱即是赚钱。

而药房的药剂师，更多承担病人离开医院后的处方药用药监督工作。当病人身体情况超出药物可控范围时，药师有责任将病人转到社区医院。

药师“省钱”的方式有两个，一是与药品供应商洽谈药品进货价折扣，二是使用处方替换权。后者使药师有权力将处方中原研药替换为疗效、安全性一致，但价钱更为便宜的仿制药。

西方国家甚至已出现专门的药剂师集团，以第三方角色为保险公司“审方”。但从现实角度看，在中国既有医疗体系下，执业药师无论身在医院，还是在药店，都根本没有和医生平起平坐的“本钱”。

要从执业药师考试入手改变中国药师的真实处境，发挥用药服务作用，要做的工作远比追求数量更重要、更复杂。

作者：郭丝露 邵启月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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