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公共卫生政策
(1)公开性：由国家领导人向公众谈论
艾滋病问题是需要政治勇气的。至少要克服两方面的担心：担心政府的声誉会受到损害；担心传统道德受到挑战。将一种疾病同道德联系在一起，并非由
艾滋病始，至少圣经上就记载了行为不检者会患上—大
麻风―。但恐怕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像
艾滋病一样引起了如此激烈的道德争论。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顾虑，政治上保守的美国里根政府一直对
艾滋病问题保持缄默。其结果是在里根上任之初，
艾滋病仅是初露端倪，而在其连任期结束挂冠而去的时候，
艾滋病已经是美国全国性的流行病。同样的教训也发生在印度。
艾滋病刚露苗头的时候，印度政府否认
艾滋病的存在，因为印度不存在—与
艾滋病有关的道德败坏行为-同性恋和吸毒―。政府忽视和故意掩盖的结果是如今印度拥有全世界最大的HIV阳性人口达400万。相反的例子是乌干达。乌干达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HIV
感染率一度高达20%。但乌干达总统亲自向公众谈论
艾滋病的危害并提倡使用避孕套，其他高层政府官员也在总统的感召下到基层宣传
艾滋病的有关知识。结果乌干达成为非洲惟一一个HIV
感染率逐渐下降的国家。
(2)强制性检查与强制性隔离：
艾滋病流行之初，出于对
艾滋病病人病前生活方式的厌恶，美国少数保守派人士曾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HIV抗体检测，阳性者予以强制隔离；对
艾滋病病人进行拘禁性治疗，直至死亡。而公众出于对
艾滋病的巨大恐惧，曾一度发生过禁止
感染HIV的幼童入学、焚烧HIV阳性者住宅的事件。强制性血清检测和强制性隔离措施最终被否决，是考虑到：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强制性检查是没有意义的；HIV的传播方式已经明确，强制性隔离没有必要；对疾病受害者采取隔离措施有违人道。我国曾于1987年开始规定对在境外生活过1年以上、回国定居或居留超过1年的中国人进行强制性HIV血清抗体检测，但这一规定在各个海关的执行情况颇不一致。
(3)全民健康教育：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讲，以全体人口为对象的疾病干预是初级预防。初级预防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讲座、街头挂图等活动，内容包括：普及
艾滋病的有关知识如
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减少公众对这种疾病的恐惧；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如远离毒品、忠实的一夫一妻关系等。全民健康教育可以提高广大民众对
艾滋病的警觉性、增加自我保护意识。但全民教育也有其局限性，即它不能满足各种不同人群的需求，很难将有效的信息传播到易感人群中。因此面向易感人群的次级预防就是初级预防的必要补充。
(1)青少年：据联合国
艾滋病规划署的统计，截止1998年底，全世界3300万携带
艾滋病病毒生活者中，大约有1/3是15ｖ24岁的年轻人。在新发生的HIV
感染中，大约一半发生在15ｖ24年龄组。青少年中各种HIV高危行为的高发，既有生理上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近年来，在性态度上相对比较保守的我国，也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渐发生了变化。如韩彩萍对陕西西北大学大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年龄段为17ｖ24岁的654名男女学生中，有过性交行为的男性为11.6%，女性为5%，同时有25.5%的人赞同非婚同居(韩彩萍，1997)。此数字虽然远低于西方国家中学生的水平(如瑞士男性33%ｖ46%，女性23%ｖ51%)，但也比以往有了显著的增高。针对青少年中日益活跃的性行为，在健康教育上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模式。一种是倡导复归传统道德，提倡禁欲，反对婚前性行为，反对婚外性行为；一种是主张性教育，学习在性活动中如何自我保护，提倡使用安全套。前者认为后者是鼓励性乱，增加
艾滋病流行的风险，而后者则认为前者自欺欺人，行之无效。这两种模式在美国就曾有过激烈的交锋。里根政府的医学总监在向公众就
艾滋病问题发表谈话时，提到安全套可以降低
感染病毒的风险并认为性教育应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很快就有人指责他—教唆小孩子性交―，称他是—阴茎套王―。在我国，对这一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十分对立的看法。可以参看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朱琪发表在—中国健康教育―上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预防和控制
艾滋病流行的策略基础―及李建华发表在—中外医学哲学―上的—对当前药物滥用和
艾滋病预防策略的反思―(朱琪，1997；李建华，1998)。
(2)妇女：
艾滋病流行之初，男性
感染者占绝大多数。而如今在全世界HIV
感染者中，43%是妇女。女性不仅在HIV传播中较男性处于更不利的地位(由于生理结构的差异，女性在性活动中
感染HIV的可能性比男性大6倍)，更为重要的是，
感染了HIV的妇女，可以在分娩和哺乳中将病毒传染给婴儿。儿童在
感染了HIV后，进展到
艾滋病期的过程要快于成人。1998年死于
艾滋病的250万人中，有51万是15岁以下的儿童。针对妇女的健康教育尤其是性教育往往会面临更大的困难，由于社会对性角色的期待不同，妇女在性活动中很难主动提出使用避孕工具如安全套。有专门的心理辅导项目帮助女性在安全性行为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同时，也推出了专为女性设计的安全套。
(3)吸毒者：吸毒者共用针具，并不完全是因为洁净针具难以获得，静脉注射毒品者分享毒品及注射用具，可以体验到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增加心理快感。针对吸毒者的干预措施首先是戒毒；如果不能戒毒，应停止静脉注射毒品；如果不能停止静脉注射，应做到不共用注射器；如果共用注射器，则至少做到使用前对注射器消毒。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沙酮维持疗法(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尽管不断引起争议，但在实施的国家已有大量资料证实这一疗法可以有效减少毒品滥用率、犯罪率和HIV
感染率，如果结合各种康复手段如心理辅导、
家庭治疗等更可大大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和保持率(汤宜朗，1997)。为了降低顽固的吸毒者中HIV的
感染率，近几年来开始的针具交换项目(needle exchange program)更是备受争议，反对者认为这是用纳税人的钱供养吸毒者而且免费供应洁净针具会助长吸毒行为。通过对实施这一项目的地区所进行的认真评估，发现针具交换项目确实可以显著降低静脉吸毒者中HIV的
感染率。目前对此项目的异议主要是伦理和政治上的。
(4)同性恋者：曾有调查资料显示0.5%的城市已婚居民和2.3%的农村居民自称曾有过同性性行为。据此有人估计中国有男性同性恋者200万ｖ800万人。尽管同性恋是否应归入
精神障碍在中国的
精神病学界还有争议，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国存在着绝对数相当大的同性恋群体，这一群体正在成为HIV的高发人群。目前尚无同性恋者中
感染HIV的确切数据，有人根据医院收治的
艾滋病病人中同性恋者所占的比例估计全国可能有10%的HIV
感染者是由不安全的同性性行为引起的。同性恋者由于缺乏婚姻关系的约束，更换性伴侣或同时保持多个性伴侣的比例都远高于异性恋者。同性恋行为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并无明确规定是合法还是非法，但同性恋者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
